来源：《中华读书报》[2014年11月19日，第16版]
摘自：《褚时健：一位塑造企业家灵魂的企业家》[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4年11月，首次出版]
原题：《褚时健时代》
作者：先燕云 张赋宇
若干年后，当世人开始对过往的经历进行深思熟虑，并从人性的层面去剖析个体的命运之时，有人如此评价他：他乃悲剧之化身，此因他具备了悲剧人物的鲜明性格特质，而性格即命运。
办事都要讲情理
提及新中国初创的那段时光，被誉为“翻天覆地”可谓是恰如其分。一切过往的陈规旧习，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认知体系，均遭到了彻底的颠覆。面对接踵而至的变革，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地寻求适应，唯恐自己被汹涌的潮流吞噬，沦为革命的牺牲品。褚时健同样如此。
户主家中拥有三亩肥沃良田与十几亩贫瘠土地，生活虽不宽裕，甚至学费亦需借由假期中烤酒所得来弥补，然而与那些无地之农民相较，其境况已是明显优胜。在确定成分时，一个不小心就会被误判为富农，甚至更糟，可能被定成地主。然而，当褚时健带着弟妹们走出困境时，除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，他们并未携带任何财物，只为求得一份清白。
褚时健此举自有其合理之处，鉴于已启动的“减租退押”行动及紧随其后的“土地改革”运动，政策执行者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斗争的形态。在斗争走向极端的某些地区，甚至出现了吊人、沉塘、假枪毙等残酷手段。
褚时健所率领的工作团队由四十余人组成，其间不乏一位名叫张贵仲的成员，他以其率真直爽的性格在队伍中颇显特色，被人戏称为“二杆子”。民众举报称，某地主家中藏有百两黄金，官员未加审慎调查，便即刻责令地主上交。
地主喊冤说：“我何曾拥有过如此之多的金子，我的一生中从未目睹过超过一百两的金子。”
张贵仲深表怀疑，非得逼迫地主交出藏匿的宝物。于是，他带着地主深入山洞，寻找那些隐秘的珍宝。地主无奈，心生绝望，企图跳下山洞以寻短见。然而，出人意料的是，他虽跳下却未丧命，反倒是被工作组及时捕获。
晚上，张贵仲将地主牢牢绑在柱子上，随后取下一扇沉重的农民石磨，将其悬挂于他的脖颈。他冷冷地说道：“待到明日拂晓，我必将再来，若你不肯悔改，必将遭受枪决之祸。”
翌日清晨，刚一推开门，那位长者便精神焕发地表示：“多谢共产党的恩惠，我这辈子还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牌匾。”
张贵仲心急如焚，再次将人拉出去进行假枪毙的威胁。如此反复，地主们也不再畏惧：“无非是生死一搏，你们终究一无所获。”
听闻此情此景，褚时健不禁蹙紧了双眉。他心中明了，在那特定的时代背景下，民众常热衷于将事情推至极端，误以为此举即彰显党性之坚定、觉悟之高，唯恐被人误解为对地主阶层存有同情。褚时健告张贵仲：
客观而言，他手头有一万元，若能拿出九千元已是相当不易。然而，若要求他上交十万元，他又能从何而来？像他这样的乡村地主，拥有一百两黄金的可能性极低。你们的做法显然过于激进。这样的做法只会加剧工作难度，增加我们的反对者数量。
褚时健与那位地主进行交谈：“你说自己无力支付一百两，我深信不疑。那么，请问你究竟有多少家财，愿意缴纳多少，请自行告知。”最终，那位地主交付了十两。
褚时健曾言：“在那个年代，我们对党怀有无比的信任与崇敬。那时的政策规定地主必须交出多余的财产和土地，这是既定的方针，我们无从质疑。然而，在执行这一政策的具体过程中，我心中自有独到的见解与思考。”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保持适度。毕竟，地主同样是人，他们也需要生计，理应有土地可耕作，并发放新的地契，以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。我们旨在推翻旧有秩序，以构筑一个公正的社会体系，绝不能让新秩序陷入不公平的泥潭。”
当时，具备洞察问题之眼、敢于直言、且具备解决难题能力的年轻干部实属罕见。县领导一致认为，小褚是一位勤恳朴实、工作能力出众、办法多端的优秀苗子。正是在这段时间里，投身革命五年之久的褚时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1953年，褚时健再次被组织委派至云南省党校深造，重返了知识的殿堂。
若非1957年的那场运动，岁月的洗礼或许只会成就一位领导干部褚时健，而非那位家喻户晓的企业家褚时健。数载之后，随着人们对于过往经历的深省，以及从人性之维剖析命运之时，有人如是评述：这位人物堪称悲剧，其性格特质决定了他的命运走向，正如性格即是命运。
年轻时的褚时健
“不适合”谈恋爱
褚时健的工作热情仿佛被注入了强劲的动力，以至于回望往昔，他的脑海中所浮现的景象，唯有工作二字。他曾言：“自1954年至1958年，我在玉溪任职机关，起初负责地委宣传部的人事管理，继而又在行署担任过人事科长的职务。这些岗位无一例外地都与人际交往紧密相连，我一直自认为在与人相处方面颇有一套。”亦是此时，始觉与人交往之不易。”
在褚时健眼中，蹲守机关是一项令人不适的差事，主要源于与基层接触的减少。事实上，那时的“蹲机关”并非如人们想象中那般悠闲——一杯茶、一份报纸便足以打发时光，真正在机关大院度过的时间寥寥无几。在那几年里，褚时健多次担任工作组组长，奔波于玉溪下辖的各个县区之间。
审视当年的褚时健影像，他身姿矫健，面容清瘦，眼神锐利如鹰，眉宇间透露着英气，如此青春洋溢的少年，怎能不拥有爱情？在20世纪50年代那激情澎湃的时代背景下，浪漫温馨的角落亦不少。那时，年轻人身着布拉吉，共舞交谊，高唱苏联歌曲，这样的氛围恰似滋养爱情之花的沃土。精神富足与物质贫瘠交织，却让爱情显得更加纯洁。对此，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都深有感触。
在这段时日里，褚时健身旁涌现了两位女子，至于这究竟是爱情的萌动，褚时健却难以明辨。他向来如此，既不擅于洞察自身微妙的情感，亦不精于察觉他人情绪的波动，更鲜少以细腻而温柔的方式表露心迹。因此，他自认“并不适合”涉足情场。
遇见伴侣——马静芬
1954年，正值担任呈贡县教改工作队队长之际，他邂逅了一位姑娘。这段相遇毫无浪漫的点缀，显得颇为平淡。
在聆听县文教局的汇报过程中，“马静芬”这个名字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。这位来自县中心小学的女教师，在汇报中被描绘成了一位典型的顽皮、不遵从管理、缺乏组织纪律性以及行为散漫的教师。
确实，当工作组抵达学校之际，中心小学的全体教职工均已齐聚一堂，唯独“马静芬”缺席。她请假前往昆明就医，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回归工作岗位，理由不外乎是外出游玩。
褚时健初次遇见马静芬，只见她梳着两条长辫，对这位肤色黝黑的工作队队长并无半点敬畏之情。马静芬曾由边防局调至地方工作，身上洋溢着一种明显的西方留学生气息，当时被称作“小布尔乔亚”，而如今则被称之为“小资”。
褚时健有意约见马静芬，声称是让其汇报工作，实则心中渴望聆听她的见解。他心中存疑，这位阅历丰富的同志，究竟为何会故意违反组织纪律？
起初，内心充满抵触的马静芬凝视着那位年轻的队长，她深信队长必将其视为落后的一员，意图对她进行训斥。然而，在褚时健的目光中，她窥见了真诚的关怀。马静芬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涌出眼眶。原来，退役之后，马静芬对地方部分领导的行事风格产生了诸多见解。她不仅对某些同志曲意逢迎、阿谀奉承的习气感到不满，也对少数领导偏袒亲友、自以为是的态度深恶痛绝。马静芬性情率真且情感细腻，面对不良风气的侵袭，她不知如何言说心中之不屑，遂以拒绝合作的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悦。关于那日两人具体讨论了什么，双方均未对笔者透露细节。然而，自那日起，马静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，迅速成为了教育改革的热情拥护者。
褚时健察觉到马静芬思维独到且工作能力卓越，遂将她调入工作队，参与通海、元江等县的文教改革工作。果不其然，马静芬迅速展现了出色的成果，全区的工作队员们纷纷前来观摩她的工作方法，她因此荣升为工作组组长。
褚时健被那位美丽、充满活力且聪明的女子所散发的迷人魅力所吸引，内心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感动。尽管褚时健并不懂得风情，但他还是体验到了心动的微妙感受。然而，他并未深究这种感觉，因为他深知自己条件有限，家庭负担沉重。自从母亲离世后，他承担起长兄的责任，毫不犹豫地肩负起抚养弟妹的重任。在供给制时期，干部的收入微薄，他这样做似乎天经地义。但问题是，其他人是否也愿意承担起抚养和照顾弟妹的责任呢？
坦白而言，这两位人物在生活背景与人生经历上迥然相异。褚时健以他的干练与粗犷著称，内含着山川的深邃与壮阔；而马静芬则以其聪慧与敏捷见长，散发出花草般的浪漫与细腻。与褚时健那不拘小节、略显质朴的生活方式相比，马静芬偏爱那种雅致而舒适的生活环境。透过他们家中保存的老照片，我们得以窥见正值青春年华的马静芬，身着裙装，头发扎成辫子，辫梢还装饰着蝴蝶结。每一张照片都经过她的细心布置，被粘贴在黑色的册页上，每一页都点缀着花草图案。或许，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他们之间相互吸引的魔力。
褚时健将他的心动深藏心底，并未急于表达。至于能否跨越这些差异走到一起，褚时健并未刻意追求，一切顺其自然。
他们的故事与那个时代众多年轻人的经历并无二致。那位英俊的队长常来马静芬所在的工作组巡视，总是以工作为话题，别无其他。马静芬对此已习以为常。这位肩宽体健的男人，凭借其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职场智慧，赢得了她的信赖与依赖。
经过半年的辛勤努力，工作队圆满完成了既定任务。随之，两人的情感亦如顺流之舟，自然而然地升华，马静芬最终选择留在了玉溪。
1955年，褚时健与马静芬在地的简朴仪式中，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
婚后的第三日，褚时健缺席了归家，这让新婚妻子马静芬感到困惑，他究竟身在何方，为何不事先告知？她渴望得到丈夫的说明。然而，在马静芬连续询问之下，褚时健仅以“前往峨山公干”五个字草草回应。
一段与马静芬所憧憬的婚后生活截然不同的旅程就此展开。在一年之后，他们的女儿褚映群降临人世。
褚时健一家
疑惑：“脱轨”的前兆
未曾亲身经历那个年代的人们，难以领略彼时环境的真貌。运动一波接一波，人们无暇驻足回顾自己的足迹；整顿一波又一波，众人陷入集体无意识的状态，几乎无需运用个人智慧进行思考。
若你专注于一事，宛如一头勤恳耕耘的老黄牛，或许便能安享太平。然而，若你渴望对过往进行一番深思熟虑，对事物探究其“之所以然”，便可能偏离正轨。那时的组织部门似乎持有这样的观念：服从，即是对忠诚的体现，而忠诚则是每一位干部不可或缺的品质。
褚时健并非纯粹的思考者，然而，他是一位坚定的实干家。他的质疑时刻发生，源自生活的深处，是本能的驱使。在1950年的“征粮”运动、1952年的“土地改革”以及1953年的“肃反”行动中，他的建言得到了采纳，这让他倍感自豪。他坚信上级组织能够倾听并改正错误。然而，他并未意识到，这种源自本能和经验的质疑，将引导他走向何方。
1957年，一场声势浩大的“反右”运动拉开帷幕。
这场运动如同疾风般席卷全国，即便在云南玉溪这座不起眼的城市，其势头也未曾稍减。29岁的褚时健跻身玉溪地区政法系统“反右”运动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之位，而担任组长一职的，则是当时行署的秘书长王瑞亭。
玉溪政法系统共有六百余位干部，当各单位上报的名单经过统计后，其中“右派”人数高达160人。这一比例让褚时健深感忧虑。在“反右”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中，曾提出一个比例公式：我国社会中的中间派占据绝大多数，而左翼力量约占人口总数的20%，相对而言，“右派”的比例则不足10%。事实上，在当时的广袤中国土地上，恐怕找不到任何一个单位或地区，是按照如此之高的比例来划分“右派”的。
仅仅几个月，以往响应党的召唤，向党组织提出意见的人们，反而证实了自己反对党的罪证，无一例外地被冠以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”的罪名。受迫害者和施迫害者 alike，都不禁困惑于如何走到了这一步。不知下一步如何。这场全民运动让人们明白：无需过多言语，若欲自保，沉默便是上策。
褚时健目睹昔日同事、友人、战友纷纷沦为“右派”，心中不禁感到一阵惊心动魄。
“当前的比例是否过高？现已达到24%。”
领导表示：“部分单位上报的增幅已高达25%，相较之下，我们这一比例尚属中等。”
“毛主席说只占5%-10%。”
“小褚，多学学。文章末尾续以“而情况各异”，此五字尤为关键。
面对褚时健仍旧固执己见，领导显得有些不耐烦：“既然你坚持，那好吧，24%确实偏高，你去找王瑞亭谈谈，看看能否将比例下调。”
组长王瑞亭与副组长褚时健反复推敲，将他们认为并无反党嫌疑的人员从名单中剔除，最终拟定了一份包含八十余人的“右派分子”名单。
山雨欲来：不祥之兆
名单已交付，然而褚时健心中的疑云却愈发浓重。他既不敢亦不便于对党的政策提出质疑，只是个人的良知令他难以逾越这道难关。历经革命岁月的资深干部，以及那些献身党的事业的知识分子，他们所表达的观点，难道真的如此严重吗？他们的真实意图，难道真的是要背离我们自己的党吗？他心沉如石。
1958年开春，名单上记录的八十几位人员，被载运至元江河谷中的红光农场，开始了他们的劳动改造生活。
“反右”斗争终于落下帷幕，紧接着，一场名为“大跃进”的全民运动紧随其后展开。形容这场运动，依旧不得不选用“轰轰烈烈”这四个字。
七月，褚时健的“反右”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被撤销，其新的使命转向了“大炼钢铁”与“试验田”的种植。鉴于全民动员的形势，玉溪地委会亦不甘人后，便播种了七亩冬季稻的试验田。该试验田由负责人事的地委副书记与褚时健共同承担管理职责。
在确定这7亩地的产量目标时，褚时健充分考虑了土地的肥力、水源、种子品种以及耕作技术等多重因素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他毅然决然地提出了一个3000斤的产量目标。办公室主任见到这一数字，不禁皱起了眉头：“小褚啊，你得想想，别人报纸上都报道了能卖出10000斤，我们这3000斤怎么能够满足需求呢？”
褚时健说：“耕作之事，我自认颇有心得，一亩地产量几何，我心中自有分寸。玉溪地处海拔千余米，冬季不宜种植水稻，在风调雨顺的年份，一亩地通常能收获八九百斤，若我声称能产三千斤，那实属冒险之举。”
主任还是摇头：“关于跃进，我想了解其真正含义。我理解，声称能产10000斤可能过于夸张，能否改为5000斤？我们的目的是进行试验田的种植实验。”
5000斤的指标已上报，然而其最终成效，两人心中已有几分明了。冬季气温低至极致，以至于稻穗都无法正常生长。褚时健地望不明。人家一亩地怎么种出几万斤？他清晰记得，那篇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标题为《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》，并附有相应的照片。
褚时健说：“自那时起，我逐渐形成了独到的见解。无论是何事，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，必须遵循理性原则。若背离规律胡为，终将导致不良后果。”
乌云密布，楼顶风声呼啸，褚时健心中涌起一股不祥之感。
“列车”脱轨：末“右派”
1958年12月，随着全国“反右”运动的接近尾声，褚时健被定“右派”。褚时健犹记，彼时县团级干部的管理权归属省级政府，而他“右派”的裁定通知正是由省府正式发出。
一列疾驰的列车猛地施行急刹车，最可能引发的后果便是脱轨。褚时健步入脱离“轨道”生活的时刻已至。
他迅速奔赴大庄，将一张几百元存款的存折交至妻子手中，叮嘱道：“这便是你和映群未来的生计，务必要妥善保管。”
马静芬从铁青丈夫的严肃面容中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，却未能洞悉具体发生了何事。她恳求道：“究竟发生了何事？请你告诉我。”
褚时健语气沉重地嘱托道：“我将暂时告别，你们二人需相互扶持，妥善度过这段时光。”
褚时健急忙与家人道别，心中亦有一份沉重的情感。他必须再与一位重要人物分别，那便是引领他踏上革命征程的恩人——他的堂兄褚时俊。
他赴昆明，晤省电力局工作的堂兄。
褚时俊震惊不已。“难道你不是‘反右’运动的小组成员吗？究竟是什么原因？”
褚时健自问：为何如此？在正式被划定为“右派”之前，他的境遇已悄然生变，这样的转变，想必他心中早已有所察觉。然而，这个疑惑，唯有他自己独自揣摩，无人能够为他解惑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与人之间难以敞开心扉，彼此间难以毫无戒备，他人无法为你提供援助，正如你难以给予他人帮助。然而，就在这晚，面对自己的亲堂兄，褚时健终于得以将内心的忧虑倾诉而出。
褚时健分析，直接导致自身遭遇的根源，无疑是那“右派”比例的设定。为何其他单位比例那么高，而你们单位却出现下降？这不就是偏袒“右派”的表现吗？
那一晚，兄弟俩彻夜未眠。褚时健感慨道：“整整一夜间，我们俩无话不谈，我向他倾诉了……”在实践中，我深刻领悟到，人民战争的精髓在于民众的主动参与。只有当人民切实感受到自身利益的实现，方能激发出他们的积极性，进而坚定不移地跟随党的步伐。”
褚时健离我们而去，肩负着堂兄的重托，踏上了那条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漫长征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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